下午4时,丹妮丝(化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拿起公司配发的手机,按照安排拨打远在美国的陌生人电话。只要有人接听,通话便会立即转交给下一组人员。她的任务看似简单,却是整个诈骗流程的第一步。

电话那头,可能是一名正坐在家中看电视的美国老人。对方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一通看似普通的来电,已经让自己进入了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圈套。
丹妮丝并不喜欢这份工作。自2026年7月抵达泰国后,她一直被安排在每天长达12小时的轮班中。面对电话另一端毫不知情的陌生人,她有时甚至想直接挂断电话,但主管一直在监听,她很难自行决定什么时候停止工作。
她是数百名被指被迫参与诈骗活动的菲律宾人之一。根据相关调查资料及受访者陈述,这些人员被安排在缅甸妙瓦底附近一处诈骗园区内工作。那里在地图上甚至没有明确名称,而园区内部的运作方式,则通过幸存者的讲述逐渐浮出水面。
据丹妮丝透露,园区内有超过400名菲律宾人,分别负责三条不同的电话线路。第一线约有200人,主要负责随机拨打电话,寻找愿意接听的潜在目标。一旦对方接通,电话便会转交第二线,再由第三线接手后续操作。
第二线有超过100名菲律宾员工,主要负责冒充纽约警察局警员。他们利用受害者对执法机构的信任与恐惧,编造刑事指控或其他法律麻烦,逼迫对方交钱。第三线则负责处理加密货币转账,试图将骗来的资金转移出去。
整个过程分工明确,每名员工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表面上看,电话不断接通、转接,仿佛只是普通的客户服务工作;实际上,这套流程被用来一步步诱骗受害者。
丹妮丝表示,与爱情诈骗相比,冒充执法人员的手法往往更容易让人产生恐惧。许多人不愿与警察发生冲突,一旦相信自己卷入案件,就可能在慌乱中按照对方要求付款。

这类诈骗造成的损失不容小觑。美国联邦调查局相关数据显示,从2025年1月至2026年7月,其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收到近6.1万宗涉及冒充执法人员或政府官员的诈骗投诉,报告损失超过16亿美元。相关资料还显示,恋爱诈骗造成的损失约为15亿美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此前也表示,2025年消费者报告因冒充者诈骗损失约35亿美元。
这些数字背后,是大量普通人的积蓄与生活受到冲击。而在诈骗电话的另一端,负责拨号的人也未必是自愿参与犯罪的真正操盘者。
根据人口贩运受害者援助组织的说法,来自菲律宾及其他国家的人员被迫进入由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与当地民兵经营或控制的诈骗园区,从事网络诈骗等非法活动。其中,缅甸妙瓦底瑞谷沟地区的相关园区,长期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2025年11月,缅甸军方对当地诈骗园区采取行动期间,数千人逃往泰国边境城镇湄索。此后,部分园区建筑遭到拆除。缅甸官方媒体在2026年10月18日公布的消息称,瑞谷沟地区的拆除工作已经完成约80%。
然而,丹妮丝所描述的情况,却让外界对园区是否真正停止运作产生疑问。
她说,园区的窗户被黑色塑料垃圾袋遮挡,夜间除了办公室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灯光。由于据称园区已经关闭,部分员工改用手机而不是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工作,以减少电力消耗。
员工仍住在宿舍里,但园区内缺少其他诈骗据点常见的餐厅和娱乐场所。环境变得简陋,并不意味着相关活动就此结束。至少从丹妮丝的描述来看,部分工作仍在继续,只是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
高薪招聘背后的陷阱
除了工作环境,菲律宾人如何被招募到缅甸,也是调查人员关注的重点。
一名从龙湾园区逃出的菲律宾人口贩运幸存者杰克(化名)表示,他在妙瓦底遇到的许多菲律宾人,此前曾在菲律宾的网络博彩园区工作。一些人认为,前往海外可以获得更高薪资;也有人在缅甸完成一份工作合约后,又前往其他国家继续从事诈骗活动。
杰克与另外两名同伴于9月30日逃脱。三人随后陆续被遣返或驱逐出境,其中两人于10月8日返回菲律宾,另一人则于10月20日被驱逐出境。
与丹妮丝的经历相似,他们原本以为自己将前往泰国,从事通讯或资讯科技相关工作,最终却被带到缅甸,被迫参与诈骗活动。
丹妮丝此前曾在马来西亚工作。2026年7月,眼看原有合约即将结束,她通过通讯软件上的招聘广告,得知一家名为美国呼叫中心营销公司的企业正在招聘人员,工作地点据称位于缅甸。
她随后从马来西亚前往仰光,原以为可以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没想到最终被带到妙瓦底,负责冒充他人身份拨打诈骗电话。
这些经历反映出,人口贩运不一定始于暴力胁迫。有时,一则看似正常的招聘广告、一份承诺高薪的工作合同,甚至一次普通的海外求职,都可能成为陷阱的入口。
幸存者获救后,追责仍是难题
人口贩运受害者援助组织及相关倡议人士指出,受害者离开诈骗园区,并不代表整个案件已经结束。谁负责招募、谁安排出境、谁将人员转运至缅甸,以及谁在园区内控制员工,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人口贩运倡议人士萨纳表示,反人口贩运工作通常围绕四个重点展开:保护幸存者、预防人口贩运、起诉涉案人员,以及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

但她认为,现实中的执行仍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在刑事追责方面。部分案件缺少书面证据,司法程序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导致一些证人最终选择退出。
萨纳指出,有些幸存者愿意站出来,也能够指认相关人员。她希望执法机关继续追查这些线索,否则类似案件可能不断重演。
菲律宾驻泰国警务参赞马塔朗上校也表达了类似担忧。他曾协调泰国皇家警察、国际组织及人口贩运受害者援助机构,共同处理边境地区大量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救援工作。
马塔朗认为,相关部门需要采取更有力的干预措施,并对获救人员进行深入访谈,查明他们如何离开菲律宾、由谁协助出境,以及在抵达目的地后经历了什么。
他特别提到一个值得调查的问题:一些合法出行的旅客可能在机场受到严格盘查,但部分人口贩运受害者却能够顺利通过移民检查。如果这一情况确实存在,就有必要查明相关出入境流程是否存在漏洞,以及是否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提供协助。
此前,多名人口贩运幸存者也曾声称,协助他们离开菲律宾的人员并不只有招聘中介。他们指称,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可能存在指定的移民局官员协助出境。不过,这些说法仍需由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不能仅凭受害者陈述便认定相关人员违法。
马塔朗建议,在机场、海港及其他重要交通枢纽播放防范人口贩运的宣传影片,让求职者在出发前了解海外招聘风险。他同时强调,东盟成员国之间也需要加强合作,共享线索并协调跨境执法行动。
对于萨纳而言,打击人口贩运不能只依靠警方突击和事后救援。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让菲律宾民众在本国获得体面的工作和足够的收入。
当一个人因为生活压力而急于寻找海外高薪机会时,虚假招聘广告就可能趁虚而入。要减少类似悲剧,除了追查诈骗集团与人口贩运网络,也必须让求职者拥有更多安全、可靠的就业选择。
从一通通看似普通的电话,到跨越国境的招聘陷阱,这些菲律宾员工的经历揭示了诈骗产业背后更复杂的一面:受害者可能远在美国,而被迫拨出电话的人,也可能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真正需要被追查的,不只是电话另一端的诈骗行为,还有隐藏在招聘、转运、出境和园区管理背后的整条利益链。





